大约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吧，六岁以前，我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座在那辆除了“铃铛不响”，其它什么都响的“来临”牌德国单车上，在昆明市（区）所属的各个剧（团）院间来回溜达。

       当时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五一路上两个剧团，其中一个是昆明市评剧团，剧团门口有几盆长得郁郁葱葱的万年青，大门口两侧是评剧《珊瑚颂》的演出海报。

        而另一个是五华区曲艺团，比起正规的省、市剧院而言，该剧团的规模相对较小，设施更为简单，灯光也更差，说是“群众性艺术团体”一点也不为过。

        记得当时在五—路的五华区曲艺团所表演的众多节目中，多以杂技、口技、魔术、相声最受普通群众欢迎。

       如今虽然已过去50多年，其中的传统杂剧如“顶缸”、伞舞、手绢变金鱼等节目，却让我难于忘却。记得当时因为“沾”老父亲的“光”，每次老父亲与昆明市、五华区领导其审核节目，我都能座在一排，久而久之，其中一些主要演员都已认识了我，其中一位女演员还在一次演出结束时送了我一个用细铁丝编好，外面用红“油线”绕成的小扇。

       在曲艺团对面，有一个小巷，巷内全是木结构的小房间，演员们都住在这里，有时我也会陪老父亲来这里与团长、编剧、导演、主要演员商量节目事宜

       可惜的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五华区曲艺团被无辜的指责为表演的节目都是“封、资、修”一套，从而被造反派为主导的革命委员会“勒令”遣散。

       其中那演魔术并“客串”相声的胖叔叔在顺城街口开了个卖泡酒、泡菜的小店维持生计，而那位表演“顶缸”、伞舞的女演员则与众多演员一道被安排到街道企业。

      “文革”时期的昆明，虽然物质生活依然较差，但文化生活却相对丰富得多，以剧团而言，就有省京剧院（团）、省滇剧院（团）、省歌舞团、省话剧团、省杂技团、省花灯团，加上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、战旗杂剧团等。

       老一辈昆明人至今都还记得，虽说那时的文艺团体只能演出“红灯记”、“沙家浜”、“智取威虎山”等7个样板戏，但因“僧多粥少”，演出时总有人满为患。

       每到元旦、春节、五一、国庆这些节庆日，都会有专业、半专业，甚至是业余宣传队在一起共同表演各种文艺节目，当时称这种表演形式为“汇演”。

       而专业剧团的慰问演出、调演也是多不胜数，加上我家隔壁就是五华区革命委员会大礼堂，所以我只要愿意看演出，机会总会很多。

       到了80年代中、后期，类似昆明评剧院、昆明京剧院这类文艺团体，剧场等，则大都因为要么表演节目单一，内容枯燥无为逐渐地改为电影院、甚至如昆明评剧院也改为舞厅。

       当然，也有象昆明京剧院这样被“包出去”，改为“放影厅”、网吧、卡拉0k厅的。

       时光飞逝，半个世纪以后，昆明众多的影剧院（团），都已逐浙从老昆明的视线中逐渐淡出，而省级的演出团体亦同样变得“日子”不太好过。

       如昔日红火的昆明评剧团、昆明京剧院已是过眼烟云，连剧场都被地产商改造成了房地产项目。而市歌舞团则先是被改名为昆明交响乐团，后又改造成某某宾馆。

        而云南省京剧院、省滇剧院、省花灯团、省话剧团虽然“招牌”还在，却给人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感觉，是否有人愿去剧场看演出都很让人怀疑。

       唯一有个例外的是云南省歌舞团，对了，现在加了“民族”两个字，其能够生存至今，主要的原因是“改制”后，他们把目光放到了云南的一些旅游地，适应了竞争环境，从而赢得了生存发展机遇。